列甯視野中的民族精神及其當代價值
任何一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都具有振奮的民族精神、高尚的民族品格和堅定的民族志向。民族精神也是权衡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強弱的重要尺度。當今時代,全球化浪潮迅猛發展,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我國正在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這些都呼喚著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煥發新的色泽,發揮巨大作用。對列甯視野中的民族精神進行梳理息争讀,揭示其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是對民族精神理論研究的深化,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指導培育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時代精神的一定要求。
一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一段關于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由此可見,唯物史觀的基础特征是始終站在現實的基礎上,不是從精神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生産實踐出發來解釋精神的東西。所謂精神的東西可以從兩方面進行理解:一是廣義的,指在人們的生産實踐中産生的包罗人的意識、情感、意志、思維及人們心理活動所創造的理論、學說等;二是狹義的,指包罗于廣義的精神含義中,作爲其靈魂、焦点並處于其深層而又相對穩定的東西。廣義的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生産實踐過程中形成的民族心理特征、文化傳統、思想情感所表現出的一種精神狀態和精神力量,是包罗傳統精神和時代精神在內的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精神風貌、精神特征。它既包罗民族文化中積極、進步、充滿進取意識的、優秀的方面,也包罗民族文化中消極、落後、粗俗的方面。狹義的民族精神主要是指民族文化中積極、進步、充滿進取意識的、優秀的方面,是民族精神的焦点和靈魂。
列甯沒有對民族精神進行專門的研究和討論,甚至沒有直接使用過民族精神這一看法,更沒有對民族精神下一個確切的定義。縱覽列甯的著作,只有1894年底至1895年初其所作的《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一文在引用司徒盧威的話中,有一處包罗了民族精神這一詞語[2],但在後文中並沒有對這一看法進行相應的說明和闡發。細讀列甯的相關著作,我們發現,盡管列甯沒有使用過民族精神這一看法,但他卻使用了與民族精神的含義相一致或包罗于民族精神之中的看法或術語表達了其關于民族精神的觀點,而且首先和主要是從以上關于民族精神積極、進步、充滿進取意識的、優秀的角度,即狹義的民族精神角度使用相關看法的,並把民族精神這方面的含義滲透在民族問題及相關的一系列問題的分析和研究中。具體說來,列甯認爲,民族精神是廣大的被壓迫人民反對壓迫,爭取自身解放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1901年6月,列甯在《新的激戰》一文中,指出:“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罗致力量的主要源泉,正是工人群衆的反抗精神,工人被經常受到的壓迫和暴力逼得走投無路,他們的反抗精神有時不能不爆發成爲殊死的鬥爭。這種突然爆發的鬥爭喚起受貧困和愚昧壓抑的廣大工人階層去自覺地生活,使他們普各处對壓迫者、對自由的敵人産生正當的憎恨。”“工人不僅表現出頑強的反抗精神,而且也表現出機智、表現出善于隨機應變和選擇最好的鬥爭方式的本領。”[3]這裏的“反抗精神”、“對自由的敵人産生正當的憎恨”、“機智”等都表達了俄羅斯民族所固有的民族精神。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曆史命運》一文中,列甯指出:“不管各種‘文明’虎豹現在切齒痛恨的偉大的中華民國的命運如何,世界上任何的力量也不能回複亞洲的舊的農奴制度,不能鏟除亞洲式和半亞洲式國家中的人民群衆的英勇的民主精神。”[4]這裏的“民主精神”是這些民族追求民族自由、反對民族壓迫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種體現。同時,列甯多次提到的工人階級的頑強的罷工精神,革命和經濟建設中積極的、上進的、主動的和首創的精神,各民族工人之間的團結精神等,都從差异角度表達了民族精神的內涵。
列甯認爲,民族精神也就是愛自己祖國、民族語言的民族自豪感。他說,“我們,大俄羅斯的覺悟的無産者,是不是基础沒有民族自豪感呢?當然不是!我們愛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祖國,我們正竭盡全力把祖國的勞動群衆(即祖國十分之九的居民)的覺悟提高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水平。”那麽什麽才是真正意義上對于祖國的熱愛呢?列甯說:“我們記得,獻身于革命事業的大俄羅斯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半個世紀以前說過:‘可憐的民族,奴隸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隸。’大俄羅斯人中的公開和不公開的奴隸(沙皇君主制的奴隸)是不喜歡想起這些話的。然而我們認爲,這些話表達了他對祖國的真正的愛,這種愛使他因大俄羅斯民衆缺乏革命精神而憂心忡忡。”[5]由此可見,對祖國的熱愛並不是對祖國無原則的溺愛,而是能夠站在追求自由息争放的高度向自己祖國和祖國的人民發出最強烈的革命呼聲。
其次,列甯還批判了對民族、國家和人類社會發展起阻礙作用的民族文化中消極、落後、粗俗的內容。這一方面的內容將在後面展開闡述。
因此,列甯視野中的民族精神具有兩重性,而最重要和首要的是從民族精神積極、進步、充滿進取意識的層面而言的。一個民族、國家在發展過程中要弘揚和提升的是民族精神中積極、進步的內容,而對于消極、落後的方面應持批判的態度。
二
曆史唯物主義認爲,社會存在是社會意識的泉源,社會存在的發展變化決定了社會意識的發展變化。但同時認爲,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對社會發展起促進或阻礙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爲基礎的。但是,它們又相互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並非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6]列甯關于民族精神的作用也體現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第一,民族精神是反對壓迫、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精神基礎。1920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慶祝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的大會上,列甯指出:“由于俄國工人和農民的自我犧牲精神和熱情,我們獲得了巨大的勝利,我們已經讲明,俄國不僅能夠産生那些當時還得不到工農支持而在反沙皇制度的鬥爭中前仆後繼的單槍匹馬的英雄。不僅僅是這樣,我們說得很對,俄國還會産生來自群衆的英雄,俄國還會出現幾百個、幾千個這樣的英雄。……我們現在獲得勝利的主要原因、主要泉源是:在前線流血犧牲的紅軍戰士和飽經苦難的工農,特別是這三年來大多遭受了比資本主義奴隸制度初期更大苦難的産業工人,在鬥爭中表現出了英雄主義、自我犧牲和罕見的堅忍不拔的精神。”[7]這裏提到的“自我犧牲精神和熱情”、“英雄主義”、“堅忍不拔的精神”,毫無疑問是俄羅斯民族在長期發展中所形成的優秀品格,是最終打敗反革命軍隊的民族精神。
第二,民族精神是推動民族國家發展的精神力量。1918年初,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爲了克服當時的困難,列甯號召廣大民衆要發揚堅持不懈、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取得最後的勝利。他以拿破侖時期普魯士民衆克服困難的精神爲例,論述了發揚積極、進步、具有進取意識的民族精神的重大作用。他指出:“在19世紀初,在拿破侖戰爭的時候,普魯士及其他許多國家因失敗以及受征服者征服、淩辱和壓迫而遭受的困苦,比1918年俄國所受的大得無可比擬、難以估量。普魯士的優秀志士,在拿破侖的鐵蹄之下比我們現在所受的蹂躏厲害百倍,但是他們沒有絕望過,沒有說過他們的國家政治機關‘完全流于形式’。他們沒有垂頭喪氣,沒有被‘横竖要滅亡’的心理所支配。他們簽訂了比布列斯特和約更苛刻、更野蠻、更恥辱和更具有壓迫性的和約,他們後來善于期待,堅定地忍受征服者的壓迫,再次起來戰鬥,再次受征服者的壓迫,再次簽訂難堪的、極其難堪的和約,然後再次奮起,終于獲得了解放。”[8]盡管列甯大量闡述的是普魯士民衆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精神。但其最終目的是要說明新生的俄國發展所需要的精神,他認爲俄羅斯民族也具有這方面相同品格的民族精神,應該充实發揮這一民族精神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民族精神是推動民族國家發展的精神力量。同時,這種精神力量與反對壓迫、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精神是內在關聯的。1921年3月,蘇維埃俄國從戰時共産主義政策開始向新經濟政策過渡,在實現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轉折時期,列甯特別強調鼓勵地方盡量發揮首創精神、自主精神和進取精神。事實證明,這種精神對實現國內經濟的迅速好轉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屬于消極、落後、粗俗的狹隘民族主義對民族、國家和人類社會發展起阻礙作用。1912年8月18日,列甯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對當時的一些社會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文章指出:“同情英國資産階級和英國憲制的自由派田主卡特柯夫,在俄國第一次民主热潮時期(19世紀60年代初),轉向了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參加了放肆的黑幫活動。自由派新聞事情者蘇沃林,在俄國第二次民主热潮時期(19世紀70年代末),轉向了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墮落到向當權者奴颜媚骨的田地。”[9]沙文主義是指資産階級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因法國士兵沙文狂熱擁護拿破侖一世的侵略擴張政策,主張用暴力建设法蘭西帝國而得名。它宣揚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煽動民族恼恨,主張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而民族主義在差异的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差异發展時期有著差异的含義。對此,列甯指出:“必須把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區別開來,大民族的民族主義和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區別開來。”[10]對于與沙文主義相等同的民族主義,列甯進行過進一步的論述:從什麽地方可以看出這種自由派(進步黨—立憲民主黨的)“民族主義的表現呢?從關于‘斯拉夫人’的使命的沙文主義言論,從關于俄國的‘大國使命’的議論,從主張俄國爲了掠奪其他國家而同英國和法國達成協議的言論可以看出來”[11]。因此,屬于消極、落後、粗俗的民族精神範疇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只能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破壞、阻礙作用,應該堅決地批判和消除。
三
列甯的民族精神思想包罗著對待民族精神的基本要领。
第一,階級分析的要领。階級分析的要领是馬克思主義分析階級社會發展的基本要领。列甯認爲,階級鬥爭的理論使我們能在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通覽列甯的民族精神思想,階級分析是其對待民族精神的基本要领。廣大人民大衆擁有積極、進步、充滿進取意識的民族精神會對民族、國家的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這樣的民族精神被剝削階級所掌握和利用,就起反面作用。愛國主義是各族人民對自己祖國的深厚情感,對民族尊嚴的維護是愛國主義的重要表現形式。但是,帝國主義者经常是借著維護民族尊嚴的口號,侵略別的民族。列甯指出:“人們時常向我們討論民族尊嚴,但我們有過1914年的經驗,十分清楚地知道,有几多帝國主義掠奪行徑都假借民族尊嚴之名。”[12]維護民族尊嚴的愛國主義又被說成是護國主義。列甯認爲存在著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兩種差异性質的護國主義,被反動階級利用的革命的護國主義實際上也就是反革命性質的。一些帝國主義者常借護國主義之名,欺騙廣大民衆而發動戰爭,這種護國主義(愛國主義)是要反對的。列甯曾經指出:“廣大的群衆中的確有護國主義情緒,他們認爲只是處于不得已才進行戰爭,而不是爲了侵略去進行戰爭,因此,我們必須特別細致地、堅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們說明,要想締結非強制性的和約來結束戰爭,就非推翻資本不行。”列甯清楚地說明,廣大的群衆確有護國主義的情緒,但是這種情緒被反動階級利用則變成了反革命的性質。這“一方面是群衆受資産階級欺騙的結果,是農民和一部门工人輕信的不覺悟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小業主的利益和觀點的反映,因爲小業主從兼並和銀行利潤中获得一定的好處,他們‘神聖地’保衛著以殘害其他民族來腐蝕大俄羅斯人的沙皇制度的傳統”。[13]愛國主義的力量是巨大的,關鍵是讓它發揮出積極的作用。如果不加以積極的引導,這種愛國主義就會變成民族間的不信任,甚至還會煽動民族之間的恼恨,爆發民族之間的戰爭。
第二,辯證分析的要领。恩格斯說過:“辯證法被看作關于一切運動的最普遍的規律的科學。這就是說,辯證法的規律無論對自然界和人類曆史的運動,或者對思維的運動,都肯定是同樣適用的。”[14]事物只有克服消極的東西,保留積極的身分,通過辯證的否认即揚棄的要领才气获得不斷的發展。在列甯的視野中,這是對待民族精神的又一基本要领。只有這樣,才气促進民族精神的豐富和發展。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具體表現。列甯指出:“每個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纵然是不發達的文化身分,因爲每個民族都有被剝削勞動群衆,他們的生活條件一定會産生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每個民族也都有資産階級的文化(大多數還是黑幫和教權派的),而且這不僅表現爲一些‘身分’,而表現爲占統治职位的文化。”[15]可以看出,對待民族文化要一分爲二地來看待,被剝削群衆的文化具有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形態,是先進的,這種民族文化所孕育的民族精神自然也是積極的民族文化。反之,正如列甯所言——資産階級的文化則是落後的文化。
第三,科學批判的要领。列甯曾指出,馬克思理論的全部價值在于這個理論按其本質來說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甯也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運用到一系列問題的分析中去。1918年俄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之後,國內贏得了一個相對宁静的發展時期。列甯號召人們要抓住這一時期,加緊經濟建設,同時要形成積極向上的精神。德國曾經是一個由于帶有狹隘的愛國主義而具有侵略性的國家,其相應的腐朽的文化應該被批判和去除,但是,在德國的民族精神中也存在著優秀的民族養分,這又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列甯指出:“現在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正是德國人,除了體現殘暴的帝國主義,同時又體現了紀律、組織、在現代機器工業基礎上的緊密協作以及極嚴格的計算與監督的原則……而這正是我們所缺少的。這正是我們要學會的。這正是我們偉大革命由勝利的開始經過許多嚴重考驗而走向勝利的結局所缺少的東西。”[16]根據列甯的思想,在對待民族精神的問題上,其消極、落後、粗俗的方面必須進行堅決批判。
四
黨的十六大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高尚的品格,不行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胡錦濤指出,中華民族是具有偉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曆經磨難而不衰,飽嘗艱辛而不屈,千錘百煉而愈加堅強,靠的就是這種威力無比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團結奮鬥。越是困難的時候,越是要鼎力大举弘揚民族精神,越是要增強中華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列甯的民族精神思想,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第一,有助于我們樹立對傳統民族精神進行揚棄的觀念,充实發揮傳統民族精神中積極、進步、優秀、充滿進取意識方面的功效。列甯的民族精神思想告訴我們,民族精神在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五千多年的曆史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爲焦点的團結統一、愛好宁静、勤勞勇敢、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偉大的傳統民族精神。這個傳統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強大精神動力。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曆經磨難而信念愈堅、飽嘗艱辛而鬥志更強,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爲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行磨滅的貢獻,都有賴于偉大民族精神的有力支撐,因此,中華民族偉大的傳統民族精神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但是,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發展中,也形成了與封建社會相適應的諸如重義輕利、重德輕才、官本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民主法制意識缺乏等對人們有廣泛消極影響的內容。
中國共産黨人繼承了近代先進的中國人反帝反封建鬥爭中所倡導的科學、民主、革命的精神,並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孕育了五四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紅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大慶精神,尤其是形成了集體主義精神、無私奉獻精神和艱苦奮鬥精神,這些內容構成了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精神,是對積極、進步、優秀、充滿進取意識的中華傳統民族精神的繼承和發展,爲傳統中華民族精神增添了新內容,豐富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了人們的精神力量。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曆史征程中,“要堅持弘揚和培育以愛國主義爲焦点的偉大民族精神,鼎力大举發揚創新精神,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但是,在革新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于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從而也形成了平均主義、效率低下、缺乏競爭等消極、落後的內容,對于這方面的內容要進行批判和揚棄。
第二,有助于我們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優秀的民族精神的內涵,進一步弘揚社會主義焦点價值體系。民族精神包罗傳統精神和時代精神。實踐是民族精神形成和發展的源泉。如果說一個民族和國家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積極、進步、充滿進取意識的優秀的傳統民族精神,並對一個民族、國家的發展始終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的話,那麽,一個民族和國家在新的實踐征途上一定呼喚著帶有時代特征的優秀民族精神的産生,不斷豐富和發展優秀的民族精神。這也是列甯關于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觀點。列甯民族精神中這一方面的相關思想,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焦点價值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建設社會主義焦点價值體系,是我黨思想文化建設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主要包罗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配合理想、以愛國主義爲焦点的民族精神和以革新創新爲焦点的時代精神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社會主義焦点價值體系是在我國革新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提出的,也一定隨著這一進程不斷地豐富和發展。列甯有關民族精神的思想對我國民族精神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從而也對弘揚社會主義焦点價值體系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三,有助于我們把民族精神和國際主義精神統一起來,防止和制止走向狹隘的民族主義。優秀的民族精神應該是與國際主義相統一的,有助于維護世界宁静與發展。蘇維埃政權建设後,曾受到前沙皇政府壓迫和剝削的民族對俄國的恼恨依然沒有消除。在這樣的情況下,列甯提出對這些國家要有一個積極的態度。他認爲,民族壓迫是激起各民族對帝國主義者的恼恨和團結各民族對帝國主義者作鬥爭的力量之一,何況舊俄羅斯帝國以及同資産階級結成聯盟的克倫斯基、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的資産階級共和國在這方面的胡作非爲是世界上少見的。正因爲如此,要對這些國家表現出最大的讓步,接受某些媾和條件,爲實現宁静而作出努力和貢獻。我國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致力于構建和諧世界。這就要求各國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勇于正視和承認自己民族或國家的曆史,尤其是本民族或國家對外侵略的曆史,配合爲構建和諧世界作出貢獻。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32頁。
[2]《列甯全集》第2版第1卷第357頁。
[3]《列甯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12、14頁。
[4]《列甯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頁。
[5]《列甯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09頁。
[6][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732頁,第365頁。
[7]《列甯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頁。
[8][12][16]《列甯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21—422頁,第311頁,第77頁。
[9][11]《列甯全集》第2版第22卷第45—46頁,第217頁。
[10]《列甯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2頁。
[13]《列甯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04、157—158頁。
[15]《列甯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25—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