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门路上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
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總體要求、目標任務和重要舉措,進一步強調了多黨相助和人民政協事業在黨的事情中的重要职位和作用,對于加強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推進多黨相助和人民政協事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设6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全面回顧了人民政協60年來的光輝曆程,高度評價了人民政協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革新開放進程中作出的重大貢獻,科學總結了人民政協事業積累的寶貴經驗,明確提出了新形勢下開展人民政協事情的方針原則和事情要求,是指導多黨相助和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綱領性文獻。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和胡錦濤同志重要講話精神,凭据中共中央關于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動多黨相助和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新部署新要求,進一步探索和掌握新形勢下多黨相助和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特點和規律,不斷開創多黨相助和人民政協事業新局面。
一、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一定選擇
一個國家實行什麽樣的政黨制度,從基础上說取決于這個國家的社會性質和基础制度,同時與其特定的社會曆史條件、政治經濟狀況、民族文化傳統密不行分。現代意義上的我國政黨政治形成于上世紀初。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偉大進程中,經過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長期艱苦探索和奮鬥,確立了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
衆所周知,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爲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無數仁人志士奮起抗爭,努力尋求救國救民的门路。20世紀初,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發動和領導了具有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中華民國建设後,仿效西方國家實行議會政治和多黨制。相對于封建專制統治,這是一個曆史進步。但由于舊中國的社會性質未获得基础改變,各政黨脫離人民群衆,並且相互爭鬥、相互攻讦、內耗不止,結果被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勢力所利用,這種仿效西方的議會政治和多黨制最終歸于失敗。孫中山先生在總結這個曆史教訓時曾明確指出:“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差异,所以治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差异,不能完全仿效歐美。”
1921年,在馬克思列甯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進程中,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從此,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振興中華的偉大使命,曆史地落到了中國共産黨的身上。中國革命進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共産黨建设後不久,就提出建设民主聯合戰線,促成了第一次國共相助,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但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叛逆革命,第一次國共相助破裂。此後,國民黨反動派建设了代表大田主大資産階級利益的南京政權,實行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抗戰爆發後,迫于國內外壓力,國民黨政府外貌上允許中國共産黨和其他黨派存在,但仍頑固堅持一黨專政。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拒絕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建设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果真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發動全面內戰,打擊和迫害民主進步力量,導致政治上的伶仃、經濟上的崩潰和軍事上的潰敗。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不論是對于過去曆史上說,對于當前任務上說,對于中國社會性質上說,所謂一黨主義都是沒有根據的,都是做不到的。”
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産黨的領導职位,是由中國共産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是在長期鬥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在帶領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鬥爭中,中國共産黨深刻總結中外曆史上政黨政治的經驗教訓,科學分析我國的社會性質和階級狀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建设了廣泛的統一戰線,開啓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多黨相助政治的實踐。大革命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産黨先後兩次同國民黨進行相助,特別是不斷加強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團結相助,配合致力于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权要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立即获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各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積極響應和擁護。“五一口號”的發布成爲創立人民政協、建设新中國的動員令。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隆重召開,標志著人民政協正式建设,標志著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
新中國建设以後,中國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相助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获得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當時,有的民主黨派認爲民主革命完成了,沒有须要繼續存在下去,可以宣布解散。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及時做事情,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繼續發揮作用,表現出極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遠見。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人大的代表性當然很大,但不能包罗所有的方面,政協仍有存在的须要。1956年社會主義革新基本完成後,民族資産階級和上層小資産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逐步革新爲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一部门,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發生了基础變化,面臨著是否繼續存在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中國共産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的方針,從基础上解決了民主黨派的發展前途問題,確立了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國多黨相助的基本花样。
革新開放以來,中國共産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门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特點和優勢获得進一步發揮。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同志爲焦点的中國共産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提出新時期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性質和任務,確立了中國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並以黨的決議形式肯定了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設中的重要职位。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相助,這是我國具體曆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人民政協的性質和作用被莊嚴載入憲法,爲人民政協履行職能、開展事情提供了堅實的憲法保障。1989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以江澤民同志爲焦点的中國共産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深刻總結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慘痛教訓,強調中國的政局要穩定,首先要穩定多黨相助這個花样,明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並將這一制度寫入黨章、載入憲法、納入中國共産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中共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中共中央,著眼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门路,著力推進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的制度化、規範化、法式化,先後頒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人民政協事情的意見》、《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等重要文件,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內容與形式,充实發揮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優勢作用,支持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使我國和諧的政黨關系進一步鞏固發展,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煥發出蓬勃生機。
實踐證明,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近現代曆史發展的一定選擇,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政黨理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是中國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各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風雨同舟、團結奮鬥的偉大结果。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实發揮人民政協的獨特優勢,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民主團結、生動活潑的良好政治關系。
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切合我國國情、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政黨制度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植根于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深厚土壤,産生于中國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團結奮鬥的風雨征程,發展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
第一,在政黨關系上,堅持共産黨領導、多黨派相助。政黨關系是一個國家極爲重要的政治關系。什麽樣的政黨關系,取決于所實行的政黨制度的性質和類型,反映著一個國家的基本政治面貌。西方兩黨制和多黨制以差异政治利益集團通過選舉和競爭掌握權力爲基本特點。這決定了其政黨之間一定要爲爭取選民、上台執政而相互爭權奪利、相互排斥傾軋。實行一黨制的國家大多不允許其他政黨存在和發展。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既差异于西方兩黨制和多黨制那種你上我下的權力爭奪型的政黨關系,也差异于一黨制那種權力壟斷型的政黨關系,而是一種民主協商、肝膽相照的嶄新的相助型政黨關系。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自覺接受中國共産黨領導,與中國共産黨親密相助,配合致力于中國的革命、建設和革新事業。正如江澤民同志所指出的,“這既制止了多黨競爭、相互傾軋造成的政治動蕩,又制止了一黨專制、缺少監督導致的種種毛病。我國政黨制度的巨大優勢就在這裏,同國外一黨制和多黨制的基础區別也在這裏。”
第二,在政權運作方式上,堅持共産黨執政、多黨派參政。政黨制度與一個國家的政權性質和運作方式密切相關,與各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职位和作用緊密相聯。在實行西方兩黨制和多黨制的國家裏,幾百年來形成的政權運作方式是各政黨輪流執政,只有執政黨才气主導國家行政權力,在野黨或反對黨一般不能直接參與政府對國家事務的治理。在實行一黨制的國家裏,由于一黨獨攬國家權力,缺少须要的監督,往往容易導致政治專制和體制僵化。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産黨作爲執政黨,依法長期執政,這是憲法確定的。中國共産黨真誠同黨外人士相助共事,充实聽取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和建議,自覺接受他們的民主監督,努力實現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各民主黨派作爲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治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执法法規的制定和執行,在國家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三,在協調利益關系上,堅持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基础利益、照顧同盟者的具體利益。政黨制度的一個重要功效,就是反映、協調和整合利益訴求。實行西方兩黨制和多黨制的國家,由于各黨派不行調和的利益沖突,無論哪個政黨上台執政,都不行能代表全體人民的意願和利益。在我國,中國共産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基础利益,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聯系群衆的具體利益和要求,都把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爲最大政治共識。同時,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相助中,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照顧同盟者的具體利益,通過制定方針政策、执法法規和相應措施,保障他們及所聯系群衆的權益,並通過民主協商最廣泛地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願望,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訴求。
第四,在民主形式上,堅持充实協商、廣泛參與。在西方兩黨制和多黨制下,各政黨爲了贏得更多的選票,一般也會適當考慮普通民衆的意願,但歸根到底是受壟斷資本利益集團左右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以相助、參與、協商爲基本精神,以團結、民主、和諧爲本質屬性,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在民主形式方面的偉大創造。中國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就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進行協商,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廣泛協商,能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配合目標下把中國共産黨領導和多黨派相助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廣泛參與和集中領導的統一、社會進步和國家穩定的統一、充滿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統一,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
三、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建设60年來,我國社會面貌發生了曆史性轉變,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際职位顯著提高,中華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得益于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得益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益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门路,同時也與我們始終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密不行分。這一制度在促進我國革命、建設和革新事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進程中發揮了不行替代的作用。
第一,服從服務大局、廣泛凝聚力量,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持。新中國建设後,圍繞土地革新、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社會主義革新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積極響應中國共産黨號召,同全國人民一道,爲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鞏固新生人民政權、推動各項社會革新,促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革新開放以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充实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深化經濟體制革新、西部大開發、三峽工程建設、南水北調工程、長江三角洲開發、京九鐵路及沿線地區開發、耕地保護、區域協調發展、發揮港澳台僑人士作用等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積極開展考察調研,提出真知灼見,促進了黨和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中共十六大以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就修改憲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青藏鐵路沿線發展、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等重大問題,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了大量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获得高度重視,許多被采納,轉化爲政策措施。特別是去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到災區進行慰問考察,積極爲解決抗震救災面臨的最重要最緊迫問題建言獻策。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還著眼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深入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和中西部地區推動實施智力支邊、“溫暖工程”等活動,開展職業培訓、興教辦學、捐資救災、扶危濟困等公益事業,産生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
第二,充实發揚民主、擴大有序參與,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廣泛參加人大、政府、政協,同中國共産黨相助共事,是我國政治體制的一個鮮明特色。新中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有3位是民主人士,15位政務委員中有9位是民主人士,4位政務院副總理中有2位是民主人士,還有14位民主人士擔任正部長,充实體現了多黨相助的特點。此後,雖然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中國共産黨同黨外人士在人大、政府、政協和司法機關的相助共事被長期牢固下來,形成了制度。目前,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共有18萬多人當選爲各級人大代表,35萬多人擔任各級政協委員,3.2萬人擔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30個省區市政府有黨外副省長、副主席、副市長。越來越多的黨外幹部還擔任了各級政府部門正職,在各自領導崗位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中國共産黨在重大決策之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堅持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充实協商,堅持在人民政協同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廣泛協商,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大特色。目前,無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國家領導人選的醞釀、重要會議及通過的文件決定、憲法和重要执法的修改,還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政府事情報告的出台,中共中央都要與各民主黨派中央和無黨派人士進行協商,廣集民智、廣求良策。僅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和委托有關部門召開的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等就有140多次。
第三,積極協調關系、努力化解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政局穩定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政黨關系和諧是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新中國建设以來,無論面臨什麽樣的複雜形勢和艱巨任務,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始終同中國共産黨保持政治偏向一致、基础利益一致、奮鬥目標一致,相互支持、相互幫助、相互監督,形成了穩定的政黨花样。特別是面對國際敵對勢力把政黨制度作爲西化、分化我國的重要突破口,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始終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持和發揚同中國共産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優良傳統,加強對各自成員的思想政治引導,深入開展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门路主題教育活動,堅決抵禦各種錯誤思潮的影響,不斷鞏固同中國共産黨團結相助的配合思想政治基礎。同時,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積極代表和反映各自成員及所聯系群衆的意見、願望、訴求,引導他們正確認識革新發展中利益關系的變化,協助黨和政府做好溝通思想、理順情緒的事情,及時消除影響社會穩定的各種因素,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了安宁團結的社會環境。人民政協作爲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大團結大聯合的組織,以民主協商的形式積極協調社會各方面的關系,反映社情民意,化解矛盾、擴大共識,在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四,高舉兩面旗幟、加強團結聯誼,促進祖國宁静統一大業。人民政協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外洋僑胞中具有廣泛的聯系和影響,是維護和促進祖國統一的重要力量。長期以來,人民政協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始終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團結聯誼活動,加強同港澳委員和各界人士的聯系,宣傳中央對港澳的方針政策,引導港澳委員團結廣大愛國愛港、愛國愛澳人士,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爲促進港澳回歸、保持港澳繁榮穩定作出重要貢獻。積極開展對台灣人民的事情,鼎力大举宣傳“宁静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促進兩岸經濟、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領域的交流相助和人員往來,協助黨和政府做好爭取台灣民心的事情,增進台灣同胞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鼎力大举開展反“獨”促統活動,通過召開座談會、發表聲明等方式,表達中華兒女堅決反對“台獨”、期盼祖國早日完成統一大業的強烈願望。加強與外洋華僑華人的聯系,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介紹我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增強了外洋同胞的民族認同感和自豪感。
四、在新的曆史起點上把多黨相助和人民政協事業推向前進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我國正處在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曆史起點上向前邁進,多黨相助和人民政協事業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我們要堅持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總結運用和豐富發展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的寶貴經驗,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事情創新,進一步把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好、完善好,把這一制度的優勢和作用運用好、發揮好。
第一,進一步鞏固多黨相助的思想政治基礎。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把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作爲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抓緊抓好。各民主黨派作爲同中國共産黨通力相助的參政黨,人民政協作爲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也必須把加強學習作爲一項政治任務、作爲一個長期工程、作爲一種優良作風,貫穿于履行職能和自身建設的各個方面。要緊密結合我國國情和時代特征鼎力大举推進理論創新,爲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作出貢獻。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結合深入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題學習教育活動,不斷增進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和思想認同,不斷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门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堅持用社會主義焦点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引導政協委員和各民主黨派成員堅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弘揚以愛國主義爲焦点的民族精神和以革新創新爲焦点的時代精神,切實培養高尚道德情操和康健生活情趣,保持昂揚奮發的精神狀態。要組織政協委員和各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認真學習黨和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學習統一戰線理論、多黨相助理論和人民政協理論,學習履行職責必须的各方面知識,不斷提高綜合素質,努力使各級政協組織和民主黨派組織成爲學習型組織、各級領導班子成爲學習型領導班子。
第二,進一步增強人民政協和各民主黨派服務大局的能力。人民政協和各民主黨派只有自覺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事情開展事情,自覺圍繞黨和國家決策部署謀劃事情,才气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體現自身的價值。要繼續把推動科學發展作爲履行職能的第一要務,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服務科學發展上來,把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引導到推動科學發展上來,配合爲轉變發展方式、破解發展難題獻計着力,形成推動科學發展的強大协力。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注重研究國外經濟環境變化和國內經濟運行新情況新問題,著重圍繞擴大內需、結構調整、自主創新、節能減排、改善民生、“三農”事情等,深入開展考察調研和協商議政活動,不斷提高謀長遠之計、建睿智之言、獻務實之策的本領。要堅持以人爲本,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基础利益作爲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实反映社情民意,積極提出意見和建議,推動全體人民共享革新發展的结果。要著眼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注意發現和及時反映苗頭性、傾向性的問題,協助黨和政府做好理順情緒、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的事情,解決好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要绝不動搖地堅持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引導廣大政協委員和各民主黨派成員積極參與和支持民族團結宣傳教育和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堅決抵禦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維護民族團結、宗教和气,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營造安宁祥和的環境。要繼續推進祖國宁静統一大業,運用各種資源,開辟各種渠道,積極拓展同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各界人士的聯系和溝通,推動兩岸交流相助向更廣領域拓展,使兩岸同胞聯系更廣泛、情感更融洽、相助更深化,推動兩岸關系在新的起點上向前發展。
第三,進一步完善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形式。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人民政協建设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实協商,盡可能就配合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基础政治制度,是人民掌握國家政權、行使權力的基础途徑和最好形式。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实協商的重要途徑和制度保障。實現兩種民主形式的有機結合,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和優勢所在,也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人民政協要牢牢掌握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繼續紮實有效地履行好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廣泛吸收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參與國事,不斷拓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廣度和深度。要鼎力大举發揚民主的作風,堅持求同存異、體諒包容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使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願意講實話、說真話,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要堅持平等相待、民主協商,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使人民群衆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获得更好保障,使社會各方面的願望和要求获得更好實現,充实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廣泛性和真實性。
第四,進一步提高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的科學化水平。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這個重大命題和重大任務,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規律的新認識,也對加強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和發展人民政協事業,必須把不斷推進制度化、規範化、法式化統一于提高科學化水平之中,努力在以科學理論爲指導、以科學制度作保障、以科學要领來推進上下功夫。以科學理論爲指導,就是要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要领,准確掌握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對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提出的新要求,認真總結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實踐中積累的新經驗,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结果,鼎力大举加強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理論和人民政協理論建設,發揮各級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的作用,切實把人民政協理論研究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納入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總體發展規劃,繼續推進理論創新。以科學制度作保障,就是要切實加強制度建設,不斷健全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的運行機制,完善中國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相助共事機制,完善人民政協的各項制度,進一步發揮各民主黨派在人民政協中的作用,深化各民主黨派在人民政協中的相助,努力形成參政黨建設和人民政協自身建設科學規範的制度體系。以科學要领來推進,就是要繼承和發展多黨相助和政治協商長期實踐中積累的乐成做法,把民主協商、求同存異、聯誼交友、教育引導、照顧利益等方式要领運用好,同時積極探索運用現代治理學、組織學、心理學等科學要领,特別是充实運用信息網絡技術,不斷增強事情的時代性和實效性。
多黨相助和人民政協的光輝業績已經載入史冊,越发美好的未來需要我們繼續團結奮鬥。我們要越发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周圍,堅持以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同心同德、和衷共濟、銳意進取,不斷譜寫多黨相助和人民政協事業的新篇章,爲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本文是賈慶林同志2009年10月13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设60周年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發表時略有刪節。)